今天，我之所以还能够健康地生活着，同十七年前，在我生命的关键时刻，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。这在周总理对人们的无量功德中鼎盛证券，只是沧海一粟，但对于我，却是巍巍泰山。我要将它记下来，作为对周总理的永不忘却的纪念！
那是1973年8月24日，党的“十大”之前，中央正在开政治局会议，吸收各省的第一把手参加。我作为贵州省的一把手，也被吸收参加了。这天，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是通过中央向“十大”提出的工作报告。会议开始之前，我来到会议休息室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下。这时，我看到总理正在另一边来回走着。总理转过身的时候看到了我，向我这边走来，我赶忙站了起来。
“你的身体行不行？”总理走近我，关切地低声问着。
“行，总理！”我感激地回答。
总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慈祥地看着我，从面部到身上。注视了好一阵，又悄声对我说：“我害的病，和你一样。”
“哦？”我一下怔住了，看着总理说不出话来。
这时，总理仍是那样坦然地亲切地看着我，然后转过身，缓缓向另一个方向踱去。我望着总理的背影，许久，许久。
“我害的病，和你一样！”这一天，我耳际老是响着总理低微的声音，心沉甸甸的，像坠了一块铅。我多么希望不是这样啊！可惜当时，既不能向可能了解情况的同志打听什么，又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只好自己闷在心里鼎盛证券，想着，愁着。
这天晚上，我一直不能入睡。“我害的病，和你的一样！”“不，不一样，你不能害这种病。”不知不觉，我眼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同周总理接触时的情景：
大约是1955年10月间，云南边防线上一个叫黄果园的地方，出了点事。总理打电话到昆明军区，查问情况，并要军区去人到北京汇报。在总理打电话前，军区领导根本不知道发生了此事。当时，我国同相邻的有的国家某些相连地段还没有正式划定国界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方的部队越过传统的边界线闯入我国边防前沿哨位，抢走了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战士的帽子，并抢先向我国外交部提出所谓“抗议”。我当时任昆明军区参谋长，分管边防工作。了解这些情况后，军区决定我和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同志等，去向总理汇报。
在未见到总理之前，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、很内疚，觉得本该我国主动的事，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掌握和反映情况，给政府、给总理造成被动。我想着要好好检讨，并做了接受严厉批评的思想准备。见到总理后，我们汇报了事件经过，谈了未能及时掌握情况的原因和应汲取的教训。总理听得很认真，问得很仔细，并开导我们：边防上的涉外问题，不论大事小事，都要严肃认真地去对待，都要迅速准确地掌握具体情况，立即上报，领导要亲自去抓。汇报完以后，总理提出：今后，边防上一旦发生涉外问题，必须在十五分钟以内，将情况报到北京。问我们有什么困难，可以提出来研究。我说：“最大的难题，是通信设施适应不了边防斗争需要。”当时，边防部队团一级才有一部电台，整个边防一线哨点不通电话，主要靠徒步联络。而要架通一线哨点的电话联系，需要大量电线、载波机、增音器等设备，军区无力解决。总理表示：可以请总参给军区拨点钱；要我们同地方政府联系，取得支援；还要我们军区和部队自力更生，也想些办法。在总理的关怀下，总参拨来了经费，云南省当时的于一川省长批准给了几吨铜，我们又发动部队回收了大量空弹壳，送工厂加工电线。这样花了一年多时间，使守卫在云南四千多公里国防线上的所有边防部队都通了电话，各边防军分区和边防团分设了六路和三路载波机，前哨连队加了增音器、有的还普设了通讯鸽等，从而沟通了云南边防一线哨所同北京的直接联系。
由云南边防通讯问题的首次解决，又使我想起一次等待总理电话的情景：
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国庆节前夕。昆明市庆祝国庆的各项活动已经安排就绪。这时得知：某些造反派头头策动，从一些地区、县调了二千多人到昆明，借口参加庆祝活动，很可能挑起武斗。当时已经是九月二十八日晚上了，再过一天，这些人就会进入昆明。如何制止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武斗，令人焦灼不安。我当时受命参加云南省的“三支两军”领导工作，更是心急如焚。有同志建议马上报告总理。我说对，看来只有这一着了。
我当即来到军区作战部，用保密机给总理办公室拨电话。接电话的是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同志，他听我汇报情况以后，要我当晚不要离开电话机，他去报告总理，再给我回电话。这天晚上，我就守候在电话机旁。二十九日凌晨三时，电话来了，总理指示：不开庆祝大会，不搞大型活动，由各基层单位搞小型庆祝活动。听后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，马上按照总理指示，重新作了部署。就这样，一场可能发生的大武斗被制止了！
总理啊！现在全国这么乱鼎盛证券，党需要你，人民需要你，你怎么也害上了和我一样的病呢？可我患的是癌症啊！想到我的病，总理亲自过问给我做手术的情形，又一下子涌现在我的眼前：
这年六月间，我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会议结束前一天，我发现大便出血。会议保健医生第二天就带我去检查。经过专家们会诊，确诊为胃癌。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按惯例很快将我的病情，以及如果手术可能出现的种种预后情况向总理写了报告。总理当即批示医院作进一步研究，要认真、细致、负责，不能“粗疏”，到底动不动手术，提出意见。
医院遵照总理的批示，请有关专家再次进行讨论，一致认为应该为我作手术治疗。医院把专家们的意见报告总理后，总理要求医院更细致一些，做出方案来，谁是手术的一把手，谁是二把手，谁是预备手，都要定下来。
医院对总理的批示很重视、很认真。院领导和有关专家反复作了研究，精心为我设计了手术方案：请黄国俊、黄孝迈、陆维善三位专家，分别为手术的一、二把手和预备手，并对配合手术的其他专家和医护人员，以及手术后的护理工作，都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和充分准备，确定了手术时间。总理批准了医院第三次提出的这个报告，并指示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同志过问检查手术的准备工作，要昆明军区也派人到京处理有关事宜。我当时仍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，军区委托副政委王砚泉同志，省委秘书长张玉环，省军区副政委薛光同志专程来京关照我的手术，还让通知我的亲属也来京照顾。
鲁瑞林在广州
六月二十九日，专家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负责精神，用了整整八个小时，精心地成功地给我做了根治的手术。医护人员不仅耐心地细致地对我进行了科学护理，而且还为我输了他们宝贵的鲜血。手术后，又为我进行了中西医结合治疗。特别是为了增强我身体的抵抗力，尽量避免感冒，总理又关照给我注射了一段时间的进口丙种球蛋白，当时这种药物我国还生产不了。就这样，在总理的深切关怀下，在专家们和医护人员的认真负责治疗下，我的健康恢复很快，不久即重新投入工作！
今天，是我手术后第一次看到总理，我是很高兴、很感激的！然而，当我得知总理患了同我一样的病的时候，我不仅心情沉重，而意识到总理正是在身患重病、日理万机的情况下，还为我这样一个老战士的病而无微不至地操心，我实在过意不去!
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，但总理依然活在我们心中，总理的精神永远在人民中生发、茂盛！
▲鲁瑞林
鲁瑞林（1911年10月13日－1999年7月14日），甘肃临夏人。1931年11月参加宁都起义，加入中国工农红军，走上革命道路。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，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、中共云南省委书记、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、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。
1999年7月14日于广州逝世，享年88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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